“爸，我们到广州了。对了，我在你睡房的枕头下面放了3000块钱，你记得收好。”上周一晚上，我一到广州，就打了个电话给父亲。

“你又留钱，留钱给我干嘛呢。”父亲一个劲地责骂我。

“先这样，我洗澡去了。”我赶紧挂了电话。

这样的对话不止这一次，最近十年重复了很多很多次。父母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，非常不易。如今我工作多年，经济上也相对宽裕了一些，当然到了我回报他们的时候。回报的方式有几种，有的有效，有的没效。

第一种方式是给他们打电话。每隔1-2天，我就会给他们打一次视频电话，时间从10分钟到半小时不等，拉拉家常。自三年前给家里安装了摄像头后，我基本上每天都隔着摄像头喊上几嗓子，与在庭院里的父亲或母亲聊聊天。

第二种是邮寄肉类、水果、纸巾等回家，让父亲隔三差五去村部取快递。但有时候，父亲并不买账，觉得我寄得太频繁，或说我买的东西不合胃口，觉得我在浪费钱。

第三种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给他们，只是绝大部分时候，他们都拒收，这令我很郁闷。

第四种是回家，面对面陪伴二老。自2005年工作以来，我都是暑假20天、寒假15天、五一、十一假期及父母亲生日当天，抽空回老家，且都会带上孩子一起。离家前，我会习惯性给父母一些钱，如果当面给，他们基本上也不要，拒收的理由通常包括，“我们有钱用，不缺钱，不用你的钱”“你一个人在广州上班，要养活四个人，还有房贷要还，我不要你的钱”。

开头的那一幕频频发生，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
很显然，身在农村、没啥来钱门路的他们，反倒“同情”起了我这个在广州混的人。但我至少还有一份正式工作，收入说不上很高，但也算过得去。当然，谁更有钱，谁更需要帮助，不是问题的核心。

问题的核心在于，父母养育了我，现在我长大了，成人了，到了回报的时候。或许不少人对“养儿防老”不在乎，甚至嗤之以鼻，但我依然愿意迷信其背后的价值观。“养儿防老”的核心要义，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一个哺育与反哺的反馈与互动机制。我小的时候，父母养育我，现在他们老了，成年的我供养你们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

我注意到，我们村里有老人作出明文规定，要求子女每月支付生活费，比如大儿子和二儿子各给500元，三女儿给200块。表面上看，好像有点“不近人情”，但在我看来，把子女的义务公开讲出来，没啥不好的。

我反倒希望我的父母也学着“自私”一点，“过分”一点，落落大方地接受我与我弟的心意。

我很清楚，这么多年，我与我弟每次给父母的钱，他们都舍不得花，会一五一十地存起来，最后又回给了我们及我们的子女。

无论是现金，还是各种快递回去的东西，我所谓的“孝心”，在父亲那里就是“浪费”。

根源在于，他们受穷了一辈子，也节俭了一辈子，即使手头有一点钱，也绝无可能像我们年轻人那样地花。

毫无疑问，上世纪40-50年代出生的人，很多都像我父母这样，活着的全部价值就在于抚养子女、培养后代，他们的眼里只有子女，独独没有他们自己。

如实说，这是一件糟糕的事，这是“东亚父母”的通病。从社会学角度看，他们缺乏基本的生命主体性意识与行为，这绝不是一个正常与积极的“老龄友好型社会”该有的样子。

不错，他们中的很多人经历了物质匮乏年代，有着深刻的饥饿记忆，但不代表在生活好了以后还要过那样的日子。我想跟老人们说：新的时代，你们要过好你们自己，要对美好生活抱有向往与追求之心，要活出精彩的晚年生活，享受更富足的晚年生活。这才是你们应当过的日子，也一定是你们的子女希望你们成为的样子。

好好吃，好好喝，每天开开心心的，乐乐呵呵的，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，这是老人高质量晚年生活的基本内容，而不是一天到晚想着如何节俭，如何给子女存钱，如何给子女分忧或分担。

作为晚辈，乃至全社会，都应该告诉家里的老人：年龄大了，就好好爱自己，享受生活。

姚华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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